人才培养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基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疾病预防与公共卫生领域人才匮乏问题，更突显了改革发展预防医学教育的重要性。本文分析了“医防分离”现实困境中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健康中国战略下新医科建设对预防医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从加大预防医学教育资源配置和投入力度、培养“顶天立地”的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实施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全体医学生教育、建立健全预防医学继续教育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立全链条闭环的研究体系支撑公共卫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加强临床医学专业执医准入的公共卫生核心能力考核、制定“医防融合”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平战结合”模式下的公共卫生人才预备役制度等一系列具体建议，以期对我国预防医学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我国的公共卫生与医疗健康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国政府在疫情蔓延后采取的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得到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目前疫情防控重点已向防控输入性风险转变，中国正积极投身国际抗疫，共同致力于防控疫情，保障人类健康。与此同时，本次疫情也充分暴露出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仍旧薄弱、公共卫生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人才是第一资源，充分发挥公共卫生的重要作用，人才的培养是核心和根本，这也是本文从深化预防医学教育改革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角度，思考如何加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一、“重医疗轻预防”致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失衡
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SARS）疫情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度受到重视,公共卫生的基建和设备等硬件方面逐渐完善，并在之后新发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预防为主”成效的不显性，公共卫生在职能定位和权利等多方面的界定缺乏足够法律依据，公共卫生医师的处方权缺失导致专业价值被弱化、专业认可度低，建设意识很快明显淡化，职业吸引力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与此相对应，预防医学教育和各级公共卫生系统中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没有得到足够且有效地重视和落实，人才培养实现路径不够清晰，医、教、研、防的一体化培养模式尚未建立，实践中培养主体与行业主体在功能上存在分离，疾病预防与公共卫生领域人才培养和储备严重不足。
二、“医防分离”的现实弊端亟待医学教育体系改革
从国际上而言，预防医学专业化教育已有100多年历史，涵盖了疾病预防控制和管理、公共卫生技术服务和研发、健康教育促进、卫生监督执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各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先进的公共卫生人才教育框架。随着疾病谱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已发展到传染病、慢性病、伤害和残疾和行为干预等防控并举，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等各个方面。广义而言，凡与促进和保障群体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属于公共卫生问题。然而，医疗资源投入的不均以及“重医轻防”的现况，带来了医疗与预防职能的分离。现行的《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把医师分为临床、中医、口腔和公共卫生等四类，不同类型医师培养平行进行，强调了各自的独立性。在该背景下，五年制预防医学教育临床知识学习和实践出现弱化；而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并未强调“医教融合”，尚未实现与规范化培训的对接，很多培养单位在培养模式上与科学学位研究生差别不大，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防职能的分离。
“医防分离”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上暴露的问题则是预防医学的理念和核心能力的教育不足。我国目前的临床医学执业医师资格分阶段考试（一阶段）医学基本知识考试中，预防医学仅占5%~10%的比例；在《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考试大纲》中，考试内容结构只包括临床医学人文精神（6%）、医学基础理论（38%）和临床综合能力（56%）等三部分，对公共卫生知识和能力的考核基本无涉及。这些弱化或缺失延伸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致使医疗预防出现割裂，个体诊疗和群体防控不协同，表现在疫情的前哨、慢性病的网底尤为明显，导致医疗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
三、健康中国战略下的新医科建设迫切要求发展预防医学教育
2016年8月，全国健康与卫生大会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健康与卫生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之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首次把健康作为国家战略提出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提出了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促进资源下沉”的指导性意见；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公共卫生是“以持久的全人群健康改善为目标的集体行动”，强调用集体的、合作的、有组织的行动，形成可持续性发展政策，改善和促进全人群健康，减少健康的不平等。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公共卫生的重要地位日渐突显，重视并加强预防医学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面向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2018年，教育部提出“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推进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加快推进新医科建设，要求在“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医学模式下，继续加强“5+3”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同时不断优化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专业结构，推动公共卫生、药学、护理、康复和医学技术等人才培养协调发展。构建新医科格局下“大医学”体系，应该重点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重点解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衔接的问题，解决生命全过程、疾病发展全过程防治结合的问题，这对发展预防医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并引发了加强预防医学教育、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系统思考。
四、新医科背景下预防医学教育改革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预防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大预防医学教育资源配置和投入力度
为医学教育顺应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提供政策支持，明确预防医学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定位，加强公共卫生在医药卫生领域创新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遵循医学教育基本规律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发展规律，加大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发展的资源配置和经费投入，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公共卫生学院。强调以立德树人为起点，以培养“大健康”理念下医学人才的岗位胜任力为重点，服务医学新发展要求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新需求。提升预防医学教育层次和“同质化”工程，强化本科预防医学教育教学的基本标准要求。
（二）培养“顶天立地”的公共卫生专业人才
充分挖掘各校“因校制宜、百花齐放”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提升五年制预防医学本科教育培养质量，完善预防医学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并行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顶天立地”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实战性强”的公共卫生人才。
一是加强具有多重背景的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与临床研究的整合协同，加强预防医学与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行为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交叉融合，鼓励建立跨平台师资合作、双向流动与互聘等机制，发挥多学科综合和人才队伍优势，建立多维健康研究与教学平台，加强对学生创新、整合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推动提升我国医药卫生自主创新能力，提高重大疾病防治能力。二是深化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完善公共卫生人才的“医教”共育联动机制，建设多类型的卫生系统紧密型“医教”融合载体，推行预防医学“5+3”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探索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与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机衔接的途径，大力推行公共卫生专业博士学位（DoctorofPublicHealth，DrPH）等人才培养系统建设与改革。三是鼓励试点本硕博连读培养公共卫生拔尖创新人才。调整优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加强医、教、研、防融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协同发展，建立健康评价和暴露评估、疾病快速诊断和预测、临床研究和试验规范、疫苗研发和评价、人群防控策略和健康管理、卫生服务和法规制定等全链条闭环的研究体系，不断增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
（三）实施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全体医学生教育
加强面向非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预防医学教育。强化贯彻“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树立“预防为主”观念，加强医学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相关知识教育，确保医学生掌握必备的群体和个体预防的知识以及相应技能，强调医学知识的系统整合，从单纯注重诊疗知识能力的培养，转向诊疗和预防保健综合知识能力的培养。重点加强临床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教育，强化疾病防疫和慢病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储备，并纳入临床医学执业医师资格分阶段考试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引导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重视和培养。
全面加强预防医学教育在培养“医防融合”基层卫生人才中的作用。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是国家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得以落实的关键。目前服务目标主要定位于社区的全科医疗，是集防、治、保、康、教、卫生管理于一体的服务体系。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阵地，培养全科医生，要统筹做好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议预防医学教育联合全科医学教育，共同制定“医防融合”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医防融合型的全科医学人才，做好人民健康的“守门人”。逐步允许并鼓励临床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员获取公共卫生医师执业资格，也允许并鼓励预防医学背景的人获取临床医师执业资格。深化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在基层医疗方面的融合，并轨个体与群体“处方”，建设“医疗预防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强化“前哨”和“网底”功能。
（四）建立健全预防医学的毕业后和继续教育制度
重视并发挥预防医学在继续教育中的作用，培养高素质有能力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型医学人才。本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我们仍存在医学人才储备相对不足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医疗服务在重大公共卫生以及灾难应对上显得力不从心。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采用“平战结合”模式，在三级医院疾病防控相关的重点临床专业，如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呼吸病学、消化病学等，实行公共卫生人才预备役制度。由国家投入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预备队”，并纳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建立行之有效的考评激励机制，提高并保障“预备队”队员的待遇和地位；另一方面建立定期培训和演练制度，借助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及其紧密型行业载体联合建立的实训平台，加强对“预备队”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能力的继续教育培养，确保“战时”能够在第一时间组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直接参与到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有关各种类型突发事件的应急防控行动中。
显然，通过加强并充分发挥公共卫生专业学位教育在卫生和健康相关领域社会治理、社会动员和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才能提升卫生应急管理治理能力。对于非医学专业，需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建议采取多种形式的公共卫生专业学位教育或执行特定工作任务的短期培训予以补充或强化，提高整体的公共卫生素养，进而助力提升政府部门专业化程度和循证决策能力。
当前，全球化加剧了新发和输入传染病传播扩散风险，各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时可能再发生，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呈增长趋势，使我国正面临着多重疾病威胁和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严酷现实与复杂局面。公共卫生是全方位和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抓手，预防医学教育承担着培养全生命周期人群健康服务和管理、疾病预防和控制人才的责任，是落实新医科建设的关键。我将在本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深入思考转化为深化预防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力，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强化法治保障，才能健全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服务健康中国战略，进而有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广东医学教育网